在汕头市南澳县本地，很多人都认识这一段故事：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因元兵追迫，元兵南下，南宋王朝撤离都城临安后，不绝南逃，赵昰在福州被拥立为天子，在大臣张世杰、陆秀夫等护送下从海路退却来到南澳。在南澳县云澳镇，至今仍有一处名为“宋井”的风景区，此中的古井遗址，便是相传当年宋代天子及将士一行在南澳饮水的水井。
2004年，在构筑宋井风景区时，在宋井景区西北面距宋井遗址约8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处构筑遗址，这处构筑遗址疑似太子楼。这里的“太子”是指宋端宗赵昰病死后继位的7岁弟弟广王赵昺，而太子楼便是其当年在此驻跸的地方，也可谓是流浪时的“行宫”。
▲汕头海丝文物考古队对南澳部分遗址举行考古观察，并完成了考古陈诉。
为揭开这一构筑的面纱，2016年，由汕头市文广新局共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构成的汕头海丝文物考古队在南澳对海丝文物点举行了考古观察。这处传说中的“太子楼”，便是这次考古观察中的一个紧张观察点。
克日，考古陈诉“出炉”，从中，我们可以相识南澳这处海上丝绸之路紧张节点的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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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构筑构件及大量文化遗物被发现
考古陈诉中，考古队对太子楼遗址考古观察作出如许的形貌：发现遗址遗存可分为二期，一期为宋时期，二期为明时期，同时收罗到部分构筑构件和大量的文化遗物。
▲疑似太子楼遗址瓦当拓片
在整理的过程中，考古职员发现，构筑遗址的布局分为主房和偏房。主房为三进深、三开间布局，而偏房则由于生存范围太小而难以分辨进深和开间布局。“根据部分墙基解剖来看，不见有基槽，墙体直接在原生土上砌筑。下部铺石条，石条之上用瓦片堆砌，两面都很平整，大概是砌筑时用夹板规范固定，墙宽38-41厘米，残高0-120厘米。内部应为木架布局，泥瓦盖顶。”
▲在南澳疑似太子楼遗址，部分构筑构件及大量文化遗物被发现。
别的，在考古陈诉中还提到了小面积的边长为28厘米的正方形铺地砖成45度斜行错缝分列，直径35厘米、高17厘米、刻有对称的四条“瓜棱”槽的圆柱形柱础以及西墙外的排水沟等构筑遗址中的细节。
除了对构筑布局举行观察之外，本次考古勘探还发现了较多筒瓦、板瓦、瓦当、脊饰等泥质陶的构筑构件以及大量碗、盘、碟、盏、罐、砚台等生存用具。此中，碗、盘、碟、盏均为青釉瓷，少见青花瓷，罐、砚台为陶质。别的，尚有一些宋元期间的铜钱。
▲疑似太子楼遗址出土筒瓦
▲疑似太子楼遗址出土的铜钱
根据这些发现，考古队开端断定，该构筑遗址始建于南宋，明时期在原底子上举行大规模重修，不外重修时对早期构筑扰乱较大，遗址生存环境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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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遗址是不是传说中的“太子楼”呢？
关于太子楼遗址，在1945年所著《南澳县志》有所记录：“太子楼在云澳海崖，叠石为楼。相传宋幼弟驻跸时所筑，今尚存，旁有指挥甬道，遗址宛然。曰太子者，仍其旧称耳。谨案：楼非人工所筑，乃巨石天生，高矗平顶，俯临海滨，如罗浮石楼之类，端宗播越海上，驻澳仅逾月，亦非筑楼游观之时。”
从这段笔墨中可以相识到，当时这座“行宫”确实是较为“大略”。不外考古队却以为，固然文献中太子楼的位置与遗址地点的位置相近，但却由于构筑风格和内容存在差别，无法判定该遗址就是传说中宋帝居住过的“太子楼”。
▲考古队发现，遗址遗存可分为二期，
一期为宋时期，二期为明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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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确定南澳古城墙走向位置
实际上，随着明代古沉船“南澳Ⅰ号”的发掘打捞，南澳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紧张节点这一观点越来越为人所知并担当。此次考古观察除了对太子楼遗址举行勘探外，同时尚有明万历四年始建的南澳城（本报2016年4月14日曾以《南澳明古城墙考古有新发现》为题举行报道）以及龙眼沙城、大潭摩崖石刻等遗址举行观察勘探，固然劳绩不一，但是所发现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自宋以来南澳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职位。
作为广东省内最大也是唯一的海岛县，位于闽粤接壤的南澳远在宋之时便被人意识到其代价，由于服务当时来往繁忙商船，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一带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大潭摩崖石刻便是个实物证明。
位于南澳县国家海岛丛林公园管委会黄花山村委会大潭东侧海边的大潭摩崖石刻，在本地别名凤仔港，坐西南向东北，面积约为1平方米。该石刻时间为北宋政和三年（1113）和政和五年（1115）二次镌刻，内容为：“女弟子欧／七嫒捨井／一口乞安全／癸巳十一月记／匠李一／弟子欧七嫒同／夫黄远捨井二口／乙未政和五年”。它是海商途经南澳的见证，也是南澳为海上丝绸之路中转站及必由之路的实物例证，为南澳迄今最早的摩崖。1992年8月15日公布为县级文物掩护单位。2015年12月公布为省级文物掩护单位。
明朝初期，受郑和下西洋的影响，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也日渐郁勃，南澳岛的商贸职位也在此过程中渐渐凸显。到明朝中期，嘉靖二年（1523）年浙江罢市舶司后，据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齐翀所编的《南澳志》记录：“市舶既废，番船无所容，乃与南澳互市。”南澳县也因此先后出现了洪迪珍、许栋、吴平、林道乾等武装海商在南澳海疆一带举行私运贸易。
在南澳县后宅镇山顶村鲤鱼山至内湖一带，南澳民间称之为许公城，相传为嘉靖年间许朝光踞南澳时制作的。但是在齐翀所编的《南澳志》中有:“隆澳龙眼沙城，明同知罗拱辰筑，今废。”以及在民国34年（1945）陈沅《南澳县志》卷八·寓贤·罗拱辰传：“（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贼大扰浙东……转掠至松阳，拱辰力御，贼不得逞而退。奏绩，擢潮州府同知，时海氛方炽，南澳绾毂，漳潮贼常据为窟穴，与本地匪类相互勾结，虽有师船防守，以无城堡难资控制，两省当事题准，建二城于澳境。一在云盖寺，一在龙眼沙，委拱辰董其役，拱辰规划监筑，城成，而澳防巩固。”这两段汗青为佐证下，也有人称这里是史书上的龙眼沙城。
考古队此次也对此举行了勘探，痛惜的是该地遗存的灰石墙较为零散且生存环境较差，判定应该为地方性防御工事，也未发现遗物，临时无法确定具体性子及修筑年代。
与龙眼沙城同属明代的南澳古城墙，在此次观察中大抵确定了原先城墙的走向及位置，也对此中明清时期的构筑位置举行确定，但在考古队看来，这处2015年12月公布为省级文物掩护单位的南澳古城墙仍有待进一步掩护和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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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尚有哪些“海丝见证”
海上丝绸之路由海港航运体系、外销物品生产基地与办法、文明及文化交换产物、航线遗存等各种范例史迹共同构成一套完备的海洋航运体系和海上文化、商贸交换的景观体系。在汕头这座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深厚渊源的都会，尚有哪些“海丝见证”？
“南澳Ⅰ号”
国内初次发现的明代对外贸易商船实体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紧张节点，南澳岛如今固然在外销物品生产基地与办法上缺乏实质性的发现，但是通过“南澳Ⅰ号”明代古沉船以及一系列商贸遗址及海防遗址仍可以证明这地处闽粤接壤的海岛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职位。
“南澳Ⅰ号”沉船是此海洋航运体系的紧张构成部分，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古代海上交通航运体系的精良代表，而船只便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换和商贸活动的最直接载体，也是远间隔海上飞行的物质底子。国内如今发现的海上丝绸之路遗存重要是沿海地区的陆上遗迹、遗物（包罗海港、船埠、航标构筑、造船厂、堆栈、祭奠构筑、贸易管理机构、驿站、桥梁、蹊径、海防办法、贸易街等），船舶本体很少。“南澳Ⅰ号”沉船是国内初次发现的明代对外贸易商船实体，美满了明代海洋交通航运体系的构成内容。
除此之外，南澳还在中国及天下帆海史上被反复提及。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船队五次停靠南澳岛，在郑和船队帆海图上出现有“南粤山”地名，深澳镇古城东北原有怀念郑和船队的三保公庙。明代南澳岛“为诸夷贡道所必经”，有“海上互市”“番船渊薮”之称。
16世纪初至17世纪上半叶，中国私商、倭商和葡萄牙人在南澳岛活动频仍。南澳岛是葡萄牙人“日本贸易航线”和荷兰人“中国台湾——日本——东南亚三角贸易”的紧张港口和货品中转集散地，在西方文献中留下丰富记录。
樟林
入选“广东十大海丝文化地理坐标”。
相较于南澳，汕头的另一处海上丝绸之路大概更闻名气，那便是入选“广东十大海丝文化地理坐标”的樟林古港。
樟林古港位于与南澳县隔海相望的澄海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禁，樟林港独步郁勃，至乾隆、嘉庆年间到达全盛期，形成“八街六社”格局（后又增建3条街），号称粤东“通洋总汇”。其繁荣时间超过雍正、乾隆、嘉庆、道光4个朝代，历100余年。当时航线北通福建、中国台湾、杭州、宁波、上海、山东、天津、日本，南达广州、雷州、琼州以至越南、暹罗、马来西亚、婆罗洲、印尼等地，所谓“闽商浙客，巨舰高桅，扬帆挂席，收支往来，濒海之一多数会也。”据嘉庆《澄海县志》记录，当时粤海关在澄海设樟林口、东陇口、南洋口、卡路口、南关口5处税口，每年征收的总金额，占广东全省收入的五分之一。由于商贸发展、海泊往来频仍，出海营生的人渐渐增多，樟林港也渐渐发展为粤东地区早期移民外洋的重要港口。1860年汕头开埠，随着汕头港的鼓起及樟林港河道的淤塞，樟林港的职位渐渐为汕头港所代替。
实际上，澄海区的对外贸易史不止于樟林古港。早在晚唐北宋时期，位于今汕头市澄海区莲下镇程洋岗一带的凤岭港已是当时潮州重要的对外商贸港口。该港口东依南峙山，北靠凤岭，西有象山、观音山，形成了一个弧形的天然港湾，中心有韩江干流东溪直溯潮州，笔架山窑等潮州瓷器的大量外销促成了港口的鼓起和发展。厥后，随着河道改道等因素，在南宋时，凤岭港便渐渐衰落。
泉源：南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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